-企业违规两大高发场景：贸易端第三方转口零配件、默许物料流入受限领域；投资端直接建厂

　　-地缘局势放大制裁概率：美伊关系趋紧+伊朗国内货币贬值/外汇管制，冲突或制裁升级大概率波及在伊中企，人员资产+资金回流均无保障

　　-存量业务：全面排查对伊贸易/投资，切断与伊朗汽车业、制造业受限环节的直接/间接关联

　　-已布局企业：尽快评估撤场/业务转型，优先解决资金汇回、技术授权等遗留问题

　　近年来，伊朗凭借人口红利与市场潜力，成为部分中国企业出海的选择方向，尤其汽车及制造业企业，或通过整车、零配件贸易切入，或直接投资建厂布局本地化生产。但美国对伊朗持续加码的行业制裁，叠加伊朗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局势，已让这片市场成为高风险赛道。诸多中国企业无视风险入局，实则已踩入制裁与地缘的双重陷阱，当下未被制裁不代表安全，潜在风险随时可能爆发，亟需警惕。

　　美国对伊朗汽车业及制造业的行业制裁，并非临时举措，而是构建于完善法律体系下的长期施压手段。其制裁框架以《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案》（IEEPA）《伊朗全面制裁、撤资和问责法案》（CISADA）为核心，搭配多项行政令，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（OFAC）主导执行，核心针对汽车业与制造业的生产、供应链及资金链全环节。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，全面恢复对伊朗次级制裁，其中汽车业是首批恢复制裁的领域，明确禁止第三国企业为伊朗轻重型汽车生产、研发、装配提供商品或服务，禁止大量出口汽车零配件及增强伊朗汽车产能的相关技术，同时限制为伊朗汽车业提供运输、金融等配套服务。

　　针对制造业的制裁则覆盖更广，涉及石墨、铝、钢等原材料及半成品贸易，禁止向伊朗出口集成工业过程软件，切断制造业升级所需的技术与物料供给。制裁分为一级与次级，一级制裁针对美国主体及含美国因素的交易，次级制裁则直指第三国PG电子平台网站企业，即便交易无美国参与，只要涉及伊朗受限行业，美国仍可实施长臂管辖，这也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核心风险来源。

　　尽管制裁红线清晰，仍有大量中国企业执意布局伊朗市场，贸易与投资双赛道均有违规风险暴露。贸易层面，部分汽车企业通过第三方国家转口，将发动机、电控系统等核心零配件间接出口至伊朗，表面规避直接交易，实则违反美国“间接为伊朗受限行业提供支持即属违规”的制裁条款；还有企业出口工业原材料，明知将用于伊朗制造业生产，仍默许物料流向受限领域，形成间接违规。

　　投资层面，风险更为直接，部分车企在伊朗投资建厂，搭建汽车组装线、输出生产技术，直接助力伊朗汽车产能提升，完全触碰美国对伊朗汽车业的投资禁令。此前有中国车企尝试在德黑兰布局本地化生产，核心部件需经第三国绕路清关，不仅成本飙升三成，更已构成对美国长臂管辖的实质性违反。这些企业多抱有侥幸心理，认为中国与伊朗的合作背景可规避制裁，却忽视了美国制裁的单边霸权属性，其管辖权不受他国合作框架限制。

　　从美国法律层面拆解，中国企业对伊贸易与投资的违规风险，早已具备明确制裁依据。一级制裁中，若交易涉及美国技术、美元结算或美国主体，无论是否直接对接伊朗，均属违规；次级制裁则无需美国因素参与，只要第三国企业向伊朗汽车业、制造业提供商品、服务或投资，美国即可启动制裁，威慑力极强。

　　更需警惕的是，美国对伊朗制裁向来具备选择性执法特征，当前未制裁不代表未来安全。此前部分中国企业的违规行为未被追责，实则是美国基于地缘博弈、制裁优先级的暂时搁置，而非默认合规。一旦美伊关系恶化，或美国需要强化对伊施压，这些已布局伊朗的中国企业，必然成为制裁精准打击的目标。届时企业海外资产将被冻结，与美国及西方市场的贸易通道被切断，供应链合作伙伴为规避风险会主动解约，品牌声誉与商业布局将遭受不可逆的重创。

　　当下伊朗的地缘政治局势，进一步放大了制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，让中国企业的布局雪上加霜。2026年初，美国、法国、瑞典等国已启动对伊撤侨行动，美国发布4级最高安全警示，要求公民立即撤离，这绝非常规安全提醒，而是美伊关系走向准战争状态的明确信号。历史经验表明，美国重大军事行动前均会以撤侨扫清障碍，当前美国在中东重兵部署，对伊朗核设施的“外科手术式打击”风险持续攀升，美伊军事冲突概率大幅上升。

　　伊朗国内局势同样动荡，货币里亚尔持续贬值、外汇管控严苛，汽车工厂开工率不足四成，外资企业普遍处于亏损状态，企业投资难以收回、利润无法汇回已成常态。此前有中国车企退出伊朗市场时，因外汇管制导致资金滞留，本地化授权的技术也因撤离陷入断链，不仅引发当地市场不满，更让品牌形象受损。

　　此外，伊朗作为中东地缘博弈核心，周边局势联动性极强，若美伊冲突爆发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将受威胁，全球能源价格剧烈波动，中国企业对伊贸易的物流通道、资金结算均会受阻；同时伊朗可能通过代理人势力反击，区域混乱将直接冲击在伊企业的生产经营，人员与资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。这种地缘动荡下，美国大概率会加码对伊制裁，此前侥幸未被追责的中国企业，极可能成为制裁升级的牺牲品。

　　对于中国汽车及制造业企业而言，伊朗市场的红利背后，是制裁与地缘的双重不可控风险。贸易层面的间接违规、投资层面的直接触碰，均已具备被美国制裁的法律依据；而伊朗当前的地缘危局，让制裁落地的可能性从潜在风险变为现实威胁。企业出海需摒弃侥幸心理，切勿因短期利益忽视长期风险，若已布局伊朗，需尽快梳理业务合规性，搭建风险隔离机制，评估退出或转型方案；尚未入局的企业，更应将伊朗市场列为高风险区域，审慎决策。

　　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电动化、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十字路口，欧盟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阵地与规则制定者，其产业政策的动态调整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链的重构逻辑。2025年以来，欧盟密集出台多项标志性政策：从《欧洲汽车工业行动计划》提出50亿欧元战略投资与电池价值链50%以上欧洲附加值目标，到《工业加速器法》酝酿高达70%的“欧洲制造”本地含量标准，再到“禁燃令”调整为“2035年较2021年减排90%”的灵活目标，形成了以绿色转型、技术自主、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政策矩阵。

　　在政策驱动下，欧盟汽车产业的贸易与投资格局正发生根本性变革：贸易层面，《新电池法》实施的碳足迹声明、数字电池护照等要求构建起严格的绿色贸易门槛，从2024年7月起动力电池需披露全生命周期碳排放，2027年起更需满足严苛的碳足迹限值与回收材料比例要求，为整车、零部件及电池出口带来合规挑战；投资层面，补贴政策与“本地含量”挂钩的规则导向，既推动跨国企业加大欧洲本土产能布局，也引发了成本增加与市场竞争力平衡的行业争议。与此同时，无人驾驶领域的跨境测试平台建设、监管沙盒落地与统一准入审PG电子平台网站批程序推进，正为技术商业化开辟新空间，但也对企业的合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

　　从产业链维度看，欧盟政策已实现全链条覆盖：上游涉及电池原材料开采、回收的尽职调查与循环经济要求，中游关联整车与零部件的本地化生产、补贴资格认定，下游延伸至贸易通关、物流运输的绿色标准适配，以及无人驾驶的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。德国作为欧盟汽车产业的核心支柱，其企业在政策适配、合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，而当前德国汽车行业面临的转型压力与调整动态，也成为解读欧盟政策落地效果的重要窗口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企业迫切需要精准把握欧盟政策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边界，破解贸易壁垒、补贴规则、本地化要求带来的多重挑战。本次讲座特邀深谙欧盟汽车产业规则的德国专业律师——兼具戴姆勒法务实操经验与无人驾驶领域深度积淀，从整车到零部件、从电池到物流、从贸易投资到无人驾驶的全产业链视角，拆解政策细节、剖析合规要点、挖掘本地化机遇，为企业布局欧洲市场提供权威指引。

　　欢迎参加我们于1月16日于上海举办的《欧盟汽车产业政策下的贸易与投资双轨路径：补贴壁垒与本地化机遇》，您可以在下方扫描二维码报名。

　　陈立彤｜北京大成（上海）办公室合伙人、前福特汽车公司亚太区合规总监、入榜钱伯斯、LEGALBAND等权威机构、领衔或参与中国或全球无人驾驶项目

　　袁翔｜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华东区域合规管理体系产品经理、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合规管理体系（ISO 37301）注册审核员

　　Dr. Christian Schefold｜Dentons柏林办公室合伙人——前戴姆勒集团合规专家，德国合规与数据隐私领域领军人物

　　Florian Schneider｜Dentons柏林办公室合伙人——25年跨境合规经验，服务中、美、加、欧多国客户，Chambers等权威机构认证顶尖企业并购律师

　　Michael Malterer｜Dentons柏林办公室合伙人、无人驾驶领域专家律师、领衔多个全球无人驾驶项目